| 回首开启中美关系大门 |
| 2009-01-01 0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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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多年前，中美打开两国重新交往的大门。如今，在几代中国领导人、七任美国总统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不断前进，成为当今世界最富生机和活力，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是两个如此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理念……两个这么不同的国家能相处这么久、两国关系能这么活跃，我认为应归功于双方不同寻常的努力，” １９７２年时任美国总统特别军事助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日前在回首中美关系３０年发展历程时感慨道。 小心地“向对方伸出手” “一个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另外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１９７１年陪同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温斯顿·洛德说，两国曾经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互不往来，延续彻底切断联络的状态对“世界稳定不利，对我们两国都不利”。 １９７１年７月９日，基辛格一行４人经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转道北京，秘密访问中国。 １９７１年７月８日，基辛格飞抵伊斯兰堡，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举行的晚宴上以“肚子不适”为由离开，前往巴总统别墅“治疗和休养”，次日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专机飞抵北京南苑机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到访的第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９日下午，基辛格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始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谈。访问期间，为保守会谈内容机密，双方在场人员不得使用录音机，全凭耳听手记，再各自整理成文本。作为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洛德当时负责美中双方会谈内容的记录和整理。因为文字整理耗费大量时间，洛德彻夜未眠。 ５个月后，斯考克罗夫特作为先遣工作组成员被派到北京，落实尼克松访华细节。“我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和中国人都不知道怎样与对方打交道，那时美中之间没有商业，没有接触，什么都没有，”斯考克罗夫特回忆道。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８日，尼克松访华。２月２８日，两国政府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成为中美第一份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标志着双方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对于尼克松的这次“破冰之旅”，斯考克罗夫特认为，在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尼克松首次访华是中美“向对方伸出手”，且双方“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和非常仔细”。 斯考克罗夫特至今还记得尼克松访华期间发生的两件小事，令他对中国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赞叹不已。“为确保我们与美国国内通信畅通，尤其是为了满足记者们的报道需要，我们希望中方两周内在一栋建筑里搭建一个卫星地面终端。”在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斯考克罗夫特发现，那栋砖砌建筑“不仅完全符合工程师的设计要求，甚至连工程师勾画在图纸中建筑物墙面上的涂鸦记号也在实物中得到准确体现。” 还有，他记得，“一天早晨，按照行程安排，总统应该上午９时前往故宫参观。早晨７时，我便下楼，去确认相关安排。当时路上积雪４至５英寸（１０至１３厘米），我竟然看到几千人在拿着扫帚扫雪。９时，总统一行启程。从饭店到故宫，路面积雪已清扫干净，仿佛根本没有下过雪。中国在这方面的高效组织能力令人难以置信。” 与邓小平的“春天之约” “我的生日是１０月１日，与中国国庆节同一天。所以，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总是说，我成为中国的朋友简直是命中注定，”现年８４岁的吉米·卡特日前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 １９７８年美国东部时间１２月１５日（北京时间１２月１６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建交公报，中美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不顾美国国内政治阻碍作出这一决断时，距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已近７年。 卡特说：“我成为总统的时候，认识到美中一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种糟糕状况非常需要改变。于是，我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联系，特别是邓小平，我们从白宫直接和他开始了远距离的非常秘密的谈判。” 卡特在１９７８年８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大部分发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由我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给他。” 卡特１９７７年１月就任总统后，于当年的８月和次年的５月分别派遣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就美中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 ８０岁高龄的布热津斯基如今依然能清晰地记得当年的那次晚春之行。 当布热津斯基乘坐美国副总统专机抵达北京的时候，他透过舷窗向外看，见是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前来机场迎接，不禁暗自高兴，因为这代表着中国将这次访问升级为更重要级别了。 在这次访问中，他与邓小平之间那场晚餐的“约定”至今仍为这位老人津津乐道。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邓小平邀请我吃饭，”布热津斯基说。与邓小平首次会晤时，宾主前往北海公园“仿膳”餐厅共进晚餐。“用餐期间，我们进一步讨论实现关系正常化问题。他告诉我，他‘只有３年了’，我不清楚这是指他的健康还是他的任期，但我猜测他是想告诉我，如果美方有意，他希望能在３年内快速推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我告诉他，‘你用不了３年就会到美国，我将在我家招待你，与我的家人一起吃正宗美国餐’。他说‘我肯定去’。果然，７个月后，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来到华盛顿的第一个晚上，他和他的夫人来到我家，与我和我的家人共进晚餐，”布热津斯基说。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邓小平开始了对美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访问。 卡特说：“我邀请他（邓小平）访问美国，当时估计他大概在第二年６月份会来。可是，他说１月份就到，而且说来就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和他的夫人，还有一个庞大的随行团队。在他访问期间，我们达成了广泛的协议，涉及两国的方方面面。”他说：“邓小平当时与我达成的协议对美国是有益的。他和我一致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卡特现在还能回忆起建交过程中的一个小细节。他说：“我记得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到北京访问并和邓小平见面。我在白宫睡觉，夜里电话铃响了，当时是凌晨３点钟。普雷斯说，‘总统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睡觉。’我说，‘肯定是发生了危机。’他说，‘不是，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在一起，他问了一个我回答不了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我说，‘当然可以。’普雷斯说，‘他问能不能派５０００人。’我说，‘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１０万人。’我想现在（美国）有８万多名中国留学生，而以往达到过１０万人。这个小插曲说明了我和邓小平之间的良好关系。” 中美关系走入“崭新时代” 中美宣布建交前一天，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在我和邓小平的笔下，两国关系走入了一个崭新时代。”他认定，与中国建交是“美国历史一个转折点”。 回忆起３０年前的往事，洛德感慨道：“我认为，美国（二十世纪）７０年代初对中国敞开大门和３０年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过去五六十年间最重大、最有积极意义的国际事件之一。” “从美国方面看，”他说，“与中国建交后，它使美国在与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打交道的时候，外交上变得更加灵活。”而且，对当时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而言，与中国建交“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 谈及现状，洛德笑着说，双边关系正处在一个良好阶段。“我必须说，积极正面因素占８１．５％，而消极和负面因素占１８．５％。两国关系总体而言非常积极，尽管在贸易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洛德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在尼克松中心讲话时曾说，美中关系“既有合作也有对抗，有时有敌意，有时是伙伴”。当记者问６年后洛德是否仍然坚持同一看法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们不是敌人。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两个历史迥异、意识形态完全不同、许多国家利益也不同的大国。尽管我们努力在双边、地区以及全球事务上展开合作，但分歧总会存在。” “因此，这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洛德说，“我喜欢中餐，喜欢把这种关系称为又甜又酸的关系。” 在评价３０年来中美关系发展时，卡特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和邓小平致力于改革这两个事件加在一起，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地位，也使中国成为全球性角色。” 而对美国当选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就任后的美中关系前景，卡特的建议是：“维护美中相互尊重，保持公开坦诚，以和平方式应对两国可能出现的分歧或可能发生的竞争。” “做到这一点，”他说，“我们３０年前开创的持久友谊就不会面临危险。” |